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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本日，“新派武侠”早便算不得新了，对当年的各位作者，已皆大抵盖棺定论。随机就如武侠演义里最喜排座席、论袼褙，将武林东说念主士按照武功高下又或侠名臭名排个一二三四，并称某某；读者们关于武侠作者亦然这般。若说起，天然东说念主东说念主皆会第一个意象金庸，其次则是金庸古龙合称，再往后，即是包含梁羽生的“三大批师”或“金古梁温”。由此看来，梁羽生在“新派武侠”的端倪中自是最热切的几东说念主之一，仅仅时于本日，却冉冉被东说念主忽略。

但在“新派武侠”兴起时，金、梁两位同岁之东说念主多被同等看待。今逢两东说念主百岁生日，于传统武侠题材“没落”确当下，从头回来二东说念主生平创作与后世影响，或可洽商其缘故并总结若干论断：金庸知名缘何抓久不衰，而梁羽生却为何缓缓无东说念主问津，而他是否又有遗落的价值值得从头挖掘？

这些问题在本日依旧热切。如学者宋伟杰所指出的那样，之是以在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死”的同期期，中国的武侠演义依旧收复于几个作者的名字之下，完成福柯意旨上“袼褙的故事让位于作者的神话”。恰是因为在香港当年特定的政事文化布景下，金、梁等作者并非通过围绕某一个特定扮装形象，而是以一些分享着疏导元素但实践上内中又有所互异的创作，成为“跨言语的”作者，最终完成属于他们的“作者神话”。

天然，这种作者神话所对应的势必是这一品类以无为体裁的身份，在体裁月旦界耐久处于角落乃至被唾弃的位置。纵令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屡次“正名”，学术界也运转将武侠演义纳入参谋视线之内，但似乎除却金庸除外，其余武侠作者依旧在诸多参谋规模内“难登大雅不登大雅”。这种雅俗之辩背后是言语权争夺而导致，何况这一问题从未解除、延续于今，以新的体式从头出现时东说念主们的眼前。因此，重提金庸与梁羽生，既是谈古，亦是论今。

将金、梁合论，早已有之。两东说念主同庚生东说念主，后在同家报社供职，既是共事亦然好友；先后下笔写稿，又有了理念互异成了敌手，故而联系两东说念主生平行状，闲闻遗闻，近乎写尽，无需赘言。1966年《海光文艺》不竭三期发表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则对二者创作在各方面进行对比，十分详备，文章签字佟硕之；金庸同庚发表《一个“讲故事的东说念主”的自白》以作回话。直到1988年，《海光文艺》的创办东说念主罗孚以别名柳苏在《念书》上发表文章《侠影下的梁羽生》，才揭露当年真相，佟硕之恰是梁羽生假名，应他邀请，作文以为新刊造势。

想来当年金庸关于此内情也早已默契，故而才在回话中写说念：“佟兄是我已有了十八年交情的老一又友，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老友不行谓不深。”

今天看来，这天然算得上是一件媒体主导的炒作行径了，但梁文中的阐发却可看出他对待此事相等厚爱，尤其后半段关于金庸的月旦也曾相等平直，由此可见二东说念主创作理念之互异。天然，筹商之事颇有主不雅色调，但自后评论者却大多认同其文开篇的一个论断并多加援用，也即：

“开习尚者梁羽生，证据光大者金庸。”

缘何“新派武侠”

区分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的“旧派武侠演义”，以梁、金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受西方影响，更具当代默契，而开启“新派武侠”的作品即是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

导致这部作品出身的平直成分，是由于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与白鹤两门的公开比武，那时《新晚报》的雇主认为这是个噱头，便令梁羽生在报纸“天方夜谈”栏目连载武侠演义，而彼时作为梁羽生共事的金庸，自后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怨录》亦连载在吞并专栏。

由此可见，“新派武侠”自其出身，便作为文化工业中的一环与传媒行业十指连心。

也正因如斯，不管梁、金，在创作之初，皆无区分新、旧之意，以致仅仅为了完成作事。二者对此的作风也相等一致，金庸曾谈及“新派”未必胜于“旧派”，也不肯以“新派武侠”作者自居，而梁羽生对此也暗示喜悦，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中写说念：“新派武侠演义未必胜得过唐东说念主的武侠传说，以致也未必超得过近代的白羽、还珠。”虽或有自谦之意，但可见他们自己对所谓“新派武侠”并不太提神。但另一方面，不管作风如何，他们实则如故接纳了所谓“新派武侠”这一肤浅流传的说法——二者在创作不雅念上有着相等多的疏导之处。

其中最热切的即是“武”与“侠”之间的关系。论及武侠认识之渊源，大多皆要纪念到古代游侠、任侠，韩非子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违禁”，到本日也被很多东说念主动作“武侠”认识的中枢之一。但古代之侠，未必会武，强调的是其个东说念主气概。而不管新派、旧派，武侠演义天然皆是要就武大作念文章的，某种意旨上，恰是这种被严肃月旦者诟病的作为超现实幻想元素的“武”，承担了武侠演义作为文化工业一部分的功能。

但二东说念主皆是文东说念主，又那儿懂得武功？梁羽生早年创作因不懂武术，曾平直照搬白羽的武技形色，还被东说念主指出，他直露承认，但也为我方狡辩，确切不懂又能如何办？于是他给出的贬责办法是：“由‘武’而‘神’，各样离奇怪诞的‘武功’在演义家笔基盈篇满籍。”不外他清爽只当这是权宜之策，直白写说念，不管是他本东说念主如故金庸，“亦不自愿的走上这条旁门”。因此他对金庸自后所假想的武功嗤之以鼻，只认为越发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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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庸的作品有着相等广的流传度，某种意旨上恰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但又蕴含文化元素与哲理意味的武功，相较而言，梁羽生秉抓传统之见，一方面认为这是“旁门”，但又不得不走下去，故而在功法假想上一直未有太猛进展。笔者也曾在武侠论坛上看到有东说念主说梁羽生写武侠是照着拳谱有模有样写稿，故而不如金庸好看。这说法天然找不到出处，大抵是以谣传讹，但这亦然一种对梁羽生创作印象的评述。大要亦然从这点上讲，金庸确切比梁羽生又往前走了一步。

而两东说念主对“侠”的作风又有疏导之处。梁羽生珍重侠，认为武无非是为了侠服务的，武侠演义终究如故为了写袼褙袼褙、写侠义精神——这一说法被肤浅接纳，很多读者奉金庸《神雕侠侣》中郭靖那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名言恰是如斯。金庸虽然关于武侠演义自己的评价不高，曾直白宣称“武侠演义毕竟莫得多大艺术价值”，但“要是一定要提得高小数来说，那是求抒发一种情谊，描述一种个性，形色东说念主的生活或是人命，和政事想想，宗教默契，科学上的正误，说念德上的口角等等”。由此看来，金庸虽然较梁羽生在武功这一“顺眼”上更下功夫，但在“里子”上，也认同武仅仅为了写侠而服务的。

这随机即是“新派武侠”的一个热切特征，因侠而武，写武为侠。不外二东说念主对侠的内涵默契却并不疏导。比喻梁羽生曾这么评论金庸演义中的“侠”的缺失：

“金庸初期的武侠演义并莫得健忘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东说念主的嗅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莫得一个东说念主物是不错令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武”“侠”“情”的三足鼎峙

上述这番言论发表时，《天龙八部》尚未杀青，按照结局来看，萧峰、段誉的运道在故过后半段皆有所回转，与梁羽生所质问之处有所进出；但另一方面，金庸自后的《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中的主角，不管是令狐冲如故韦小宝，清爽皆在梁羽生批判之列，因此将此句摘出以论二者创作理念之不合也无欠妥之处。

梁羽生被读者们所诟病的一大原因即是正邪分明、有模有样，以至于扮装的魔力难以彰显，但这清爽是他的坚抓之处。他也曾直肠直肚标明，“东说念主性虽然复杂，正邪的边界总如故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演义的宗旨了”。但梁的正邪不雅念简直全然根植于民族想法叙事，这亦然他嘉赞金庸笔下的郭靖的原因，他平生自得之作《踪迹侠影录》内的男主角张丹枫在身世布景上与郭靖颇有一样之处，丝袜美腿图虽身在塞外，关联词汉东说念主血缘。也因此他不大认同身为胡东说念主的萧峰，胡汉之别对他而言相等热切。

“新派武侠”并非一齐指涉国族命题，比喻更后的古龙，虽有触及，但那多作为一种奇不雅的构建。可至少在金、梁二东说念主这里，国族确切是最热切的主题之一。这天然与二东说念主自己的出身布景联系，身处上世纪中世特等政事语境下的香港，作为彼时文东说念主代表的媒体作事者，因传统儒家家国寰宇的抱负，书写国族命题或本就是应有之意。但要是说在《射雕袼褙传》与《踪迹侠影录》这一本事，二东说念主的国族不雅还相等临近，那么再往后，梁羽生则长期如一双此抱有吞并作风，高举民族大义，胡汉不两立，金庸则有所更变。不错说《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是尝试以更高的视角来处理民族—国度之间的关系，到了终末一部作品《鹿鼎记》，金庸则以一个根柢不知说念父亲是胡东说念主汉东说念主的韦小宝作为主角，颠覆了以往武侠作品中的民族国度不雅。

《鹿鼎记》关于金庸，或者说扫数这个词“新派武侠”皆是有着热切意旨的作品，韦小宝无疑是一个“反武侠”的主角，不错说金庸这这部封笔之作中解构了他以往建构的一切武侠叙事，这是相等有气魄的作念法，毋宁说，这亦然“新派武侠演义”端倪中迄今限度体裁设立最高的作品。这一类型之是以不错建设，不但依赖于分享疏导叙事结构与默契方式的作品，更需要反类型作品的存在。在这点上，金庸无愧大众之名。

另一方面，金庸这种以杰出民族想法叙事的视角，通过武侠演义来从头谛视扫数这个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确切更恰当华语文化圈干与1980年代，乃至于新世纪后的举座想潮，也更被受后当代默契影响的新一代常识分子所醉心——这随机亦然金庸作品在自后相较于梁羽生更为肤浅流传的原因之一了。

天然，武侠演义也不啻于国族叙事。按照梁羽生我方的话讲，“新派武侠演义皆很把稳爱情的形色，‘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演义鼎足三分的三个相沿”，这一阐发相等准确，金庸的作品也大抵可按照这一结构分析。

要是说以文化参谋的视角来看，侠的层面是民族—国度不雅的体现，所谓“情”即是爱情—性别不雅的表征。纪念武侠演义发展端倪，清代侠义演义中，侠客大抵是绝情断欲的，而到了民国本事的旧派武侠，爱情形色则被加入到创作之中，这亦然早期学者将旧派武侠大多分袂到鸳鸯蝴蝶派端倪中的原因。但关于旧派武侠而言，爱情毕竟仅仅添头，到了新派武侠，这一元素愈发烧切。

梁羽生关于书写爱情相等自信，认为我方这方面的设立是“跨越了前东说念主的”，何况“在爱情的形色上便能登峰造极，尤其对少男青娥的恋爱豪情描述的十分抽象”。关于金庸，他则有所看不起，认为“金庸在爱情故事上习用的题材是一男多女”，何况“时常犯了爱情至上，不顾口角的舛误”——这一说法所针对的实则如故他所认为的金庸“正邪不分”，比喻梁无法接纳作为主角的张无忌竟然爱上了一直帮其父兄出缱绻策、迫害贤人，作为元朝将军之女的赵敏。

金庸确切塑造了为数广漠的经典女性扮装，但归其根柢，无非“仙女”与“妖女”两种模式，前者如王语嫣、小龙女，后者则如黄蓉、赵敏、任盈盈等等。以女性想法视角来看，所谓“圣女”与“荡妇”的双重门径关于金庸的创作似乎不言而谕，反倒是作为邪派的周芷若在金庸的诸多女性扮装描述中颇为亮眼。

在这一方面，梁羽生确切与金庸有所不同，《鹤发魔女传》中所塑造的练霓裳与卓一航这一双典型的女强男弱扮装是金庸笔下少有的；而像《云海玉弓缘》的女主角厉胜男也相等经典；就算如《踪迹侠影录》中相对裂缝的云蕾，也要将国度大义摆在先——何况这本创造了梁羽生个东说念主最为醉心的男主角张丹枫的作品，其中泰半情节是以云蕾的视角伸开的。

不外不管《鹤发魔女传》如故《云海玉弓缘》，其中的爱情故事皆是以悲催收尾的，随机这是梁羽生潜默契中认为这种逆转男女强弱关系的爱情自己便过于穷苦——如他所说，他最心爱描述“名士型”侠客——骨子里文东说念主儒士心虚的那一面也被真确彰显，但这也足不错看作念某种反讽了。

相较而言，虽然梁羽生自称更善于描述东说念主物形象，而金庸工于情节假想，但就算梁秉抓了更为对等的性别不雅念，梁所塑造的女性扮装虽然有一二出众者，但总体也难说有多精彩，何况可挖掘深想处甚少——金庸在这点上确切高尚了些。已往文说起的周芷若为例，当下以其为主角的同东说念主创作可算上一个小热点，扫数扮装全算起来更是数目纷乱，这其中天然有颇多文化工业与前言滚动的成分，但究其根柢，如故暗藏在金庸所创作文本之下的意味与内涵高于梁羽生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是金庸在民族—国度不雅上有着一种更为宏不雅与潇洒的视角，构建了朦拢难明且纷乱的武侠宇宙；另一方面，亦然因金庸笔下复杂的情节与东说念主物关系，创造了诸多有再塑后劲的形象——纵令他们在原始文本中的线路随机并不尽如东说念主意。

曲终东说念主未散

1972年，《鹿鼎记》杀青，金庸就此封笔，运转潜心修改我方已写完的诸多作品；至1983年《武当一剑》止，梁羽生也完成了我方武侠演义创作生计中的终末一部作品。可能就像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所谓的“体裁失去飘荡效应”那样——纵令是被划为无为体裁——能承担群众议题的时间也已流程去了。“新派武侠演义”早已不新，后光终究走向黯澹。

但武侠却从未衰落。就像从唐传说运转，冉冉演变至“新派武侠演义”，在这一端倪之下的创作永远会延续下去。

最初是在影视剧中的壮盛。虽然此时梁羽生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作品并不算少，且有如张国荣、林青霞等当红港星出演的《鹤发魔女传》这么的经典作品，但相较金庸却又确切有所差距——不啻是数目上的。某种意旨上，自早年借名金庸所仿写、续写的多半武侠作品运转，再至以程小东《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王家卫《东邪西毒》等经典港片的出现，象征着以金庸定名的纷乱文本群矜重化为某种“作者神话”，在这之下，诸多或可称之为同东说念主创作的作品取材但脱离于原文本多样零丁滋长，成为了在传媒场域下文化老本的新骄子。

上世纪末以来，跟着电脑与集中的种植，梁羽生似乎愈加掉队了。作为新的前言体式，电子游戏在从头书写金庸，1996年河洛作事室刊行的《金庸群侠传》令无数玩家有目共赏，在中国游戏史上留住了不行刻薄的一笔；2001年，别名江南的作者以金庸笔下的扮装为我方演义中的东说念主物定名，在集中上运转连载《此间的少年》，迄今限度，江南亦然中国最著名的集中体裁作者之一——十余年后，江南与金庸那场著名的讼事以致皆成为了影响深切的著述权案例。

时于本日，金庸作品依旧是游戏与同东说念主创作热切资源，就以近期为例，网易尚在四处宣传，为我方的游戏新作《射雕袼褙传》造势；至于集中体裁创作，更是难以数尽。依托于金庸的创作不仅于此，比喻宝树2008年曾以网名新垣平在海角论坛连载《剑桥倚天屠龙史》，以正史口味叙述武侠演义，情味横生；又过几年出书了《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将金庸的作品总计融进中国历史，并以正宗史学参谋的笔法书写，虽是戏作，但可见其心血。到了新媒体时间，诸如“六神磊磊读金庸”般的自媒体，对金庸作品再解读，创作出了相等多有价值并受众甚广的文章。

由此看来，金庸非关联词“新派武侠”的“证据光大者”，更是“使其传承者”。不外若说前者还可指向本东说念主，后者似乎却只可指向作为绚烂的、作为“作者神话”的“金庸”了，那实践上是在扫数这个词文化场域内多方协谋的效劳——于是在早就没东说念主写“新派武侠”确当下，武侠依旧以金庸之闻东说念主传于今，和会在多种文艺与前言体式之中。

不外有一些问题在金庸经典化之后出现了。早几年间，学者邵燕君曾评价集中作者猫腻也曾并列乃至跨越金庸，引来全网一派哗然——绝大多数东说念主关于这一论断是不认同的，以致认为这是哗众取宠之言。姑且无论猫腻与金庸的体裁设立究竟几何，咱们不错看到相等多的反对意见实质根柢不在猫腻，而在“集中体裁”自己。抓这一不雅点的东说念主大多既是网文受众，亦然传统“新派武侠”的读者——他们毫不认同“网文”这一体式能出身可与已成为大众与经典的金庸同等看待的作品。但这似乎恰是当年“新派武侠”所面对的质疑。

或者说，这实践上不也恰是梁羽生与金庸创作不雅念上的互异么？从效劳论上来说，金庸见效了，但在本日这个问题从头回到了东说念主们眼前。

不外这是咱们这代东说念主条目解出的谜底了，梁羽生与金庸皆完成了我方的责任——在“新派武侠演义”的端倪上、在武侠题材的传承中、在扫数这个词中国体裁的历史内。

……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病逝。金庸献上挽联，“同业共事同庚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一又友”，题名“自愧弗如者：同庚弟金庸敬挽”。又九年，金庸在香港病逝。

陈文统（梁羽生）在逝世前曾与查良镛（金庸）通过终末一次电话，约棋，电话里他说：“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咱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相关系……”

我想，他们也该卸下我方的别名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生）石川澪 白虎